(一)“战争刚刚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认为共 产 党会打赢，舆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事。”

重庆谈判的时候，国共两党领袖的口袋里都有一个清单。

正值抗日战争刚结束，蒋介石的个人声望达到了顶点，而当时国民党国民政府的威望、军事力量也达到了高峰，军队总人数接近500万。国民党军队中最强的就是陆军，陆军主流部队的装备和当时反法西斯战场上的盟军是一样的，就连士兵的鞋带都和美军的一样，更不要说武器了———轻武器都是盟军装备，重炮都是美式榴弹炮。

而那时毛.泽东主席兜里也有个清单，是******从延安发过来的，当做一个谈判的筹码。

这个清单上写着的军队总人数是127万。其实，我认为这个数字大大地有水分，当时我们的正规部队可以计算出来———抗战期间八路军有3个师，新四军基本上没有了，哪里来的127万人?只能是算上民兵了。但最重要还不是人数，是武器，我们最好的主力部队装备就是步枪，部队的火炮就是缴获的日本山炮。而我们的民兵甚至还停留在冷兵器时代，手持大刀就上战场。

近年来学者到台湾访问，突然发现一个问题：台湾的一些学者，甚至蒋介石的高级将领以及他们的后代，总要提这样一个疑问，直到现在他们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从1947年到1949年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怎么国民党好好的一个政权就没有了?坍塌得太迅速了!

(二)“在一场战争里，军人们拥抱着什么样的信仰很重要，要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战!”

蒋介石在1948年8月的一个军事检讨会议上曾说：“现在我们大多数高级将领精神堕落、生活腐化，革命的信心根本动摇，责任观念完全消失。尤其使我痛心的是，这几年来有许多受我耳提面命的高级将领被捕受屈而不能慷慨成仁，许多下级官兵被匪军俘虏，编入匪部来残杀自己，而不能相继反政，这真是我们革命军有史以来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这是蒋介石的原话。

国民党相当一部分的高级将领，在抗日战争期间为民族做出了贡献，他们是能打仗、誓死不屈的，这样的例子有很多。但是在解放战争当中，被我们的普通小战士、甚至是民兵摁在地上活捉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少将级别以上的就有260多人。许多有名有姓的抗战名将就这么被我们生俘了，包括杜聿明、黄维等人。还有很多的高级将领不是在战场上被俘虏的，而是逃出了战场、已经走出一两百里地了，居然被我们的民兵抓住。

解放战争打到中后期，许多国民党的将士都开始疑惑，自己究竟是为什么而战。战斗中，共产党每场打下来伤亡很大，但是越打人越多，渡江战役时共产党的军队达到了400多万人。

我查了一下渡江战役的详细部队构成，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连队百分之七八十是“解放战士”。什么叫解放战士?就是国民党俘虏，甚至有的连的干部、指挥员都是“解放战士”充当的。

最有意思的例子是辽沈战役。第一战打廖耀湘，在野地里俘虏了国民党士兵17万人，这是第一场大规模决战，第一次能抓那么多人，共产党的政工干部都不知道如何是好。

按照政工条例，抓了俘虏是要甄别的。但是17万人怎么甄别?

最后没有办法，就在野地里拿松树条搭了一个门，上面贴了三个字“解放门”，愿意跟着共产党部队参军的，从这个门走过来，不愿意的从门边上走，给两块大洋的路费，让他回家种地去，家里分地了。

最后，有三分之二的国民党士兵从门里面走过来。我们的政工干部就在门边握手欢迎。

(三)“在解放战争中，国共双方一个是对信仰的拥有，一个是对信仰的丧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解放战争另一个重要的胜利原因在于土地改革。

我查到当时土改的一份文件，很惊讶。其中有一个条款很有意思，是这样写的：“在分土地的时候，如果本村有在国民党军队服役、现役的官兵家人，一视同仁，一样分地。”

当时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国民党军队被包围，包围圈里没吃没喝，共产党就拿大喇叭喊话。他们的长官最害怕我们喊两个内容：第一是“赶紧过来吧，这边有肉包子”。因为他们食物只能靠空投，一围就是一个月，饿得慌。但共产党这边确实有肉包子，是老百姓给的，这香味抵挡不了;第二就是“兄弟赶紧过来吧，回家吧，你们家分地了”。后者更不可阻挡，造成国民党军队成建制地往这边投诚。

信仰并不是抽象的词，它是很具体的。坚信自己做的是正义的事业，坚信民族能够得到解放、繁荣，坚信自己能为此贡献自己的一生，这就是信仰。

1947年，解放区的翻身农民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来参加人民解放军

尽管现在一些年轻人以标榜自己什么都不信为时髦，但我还是想说，我没见过哪个真正成功的人，心里是没有信仰的!

(四)“当时国民党的腐败直接反映在军事上。国民党高级战区将领多数身兼二职，一是指挥作战，二是做生意。对于其中大概三分之二以上的人来说，军事只是他们的副业。”

国民党在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一股不可遏止的腐败浪潮迅速席卷了全党。后来蒋介石到了台湾总结自己为什么失败，他还说，“我们失败就失败在‘接收’二字。”

当时全国上下约有2300多个接收委员会。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发“国难财”，打着“接收”的旗号，把土地、企业矿山、国家财产都拿来中饱私囊，从此重新开始国民党作为执政党的统治，但是内部的腐败已经不可遏制。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时，海州的司令官是李延年。国防部让李延年带着海州部队和野战军沿着陇海铁路赶紧向徐州收缩，但这一行动要冒极大危险，因为陈粟大军就压在陇海铁路北边，决不能让对手事先知道。

因此，对这次行动，国民党内部保密做得很严格。严到什么程度?———第二天要出发了，头一天司令官还不知道。

出发前一天晚上，李延年正要睡觉，竟然有一个老百姓敲门进来，对他说：“李司令啊，你千万不能走啊，你要走也不能自己走，要带着我啊!”李延年当时对他说：“校长让我们死守海州，我能上哪里去?”

但事后觉得不对劲，他赶紧给南京方面打电话，才知道果然如此，命令天亮就到，赶紧行动。

李延年晚年的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话：“国民党不败才奇怪了!”

对此，李延年很愤怒。他作为战区司令都不知道有军事变动，这个老百姓如何得知这么大的军事秘密?

后来经过查证，那并非普通老百姓，而是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在海州的代理人，做的是海盐生意。军队转移的秘密，必然是刘峙透露给他的。刘峙清楚地知道这个军事行动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但还是宁肯不告知战区司令员，也要先通知自己生意代理人，以免遭受财产损失。

(五)“当时国民党高官腐败成风，官兵军饷欠发是常有的事，钱到了哪里?大部分在上海的黄金交易所里被长官们炒来炒去。”

此外还有一例。杜聿明从徐州撤退，五个军几十万人往江淮撤退。

杜聿明认为，此事万万不可事先被陈粟知道，事关生死存亡。所以，第二天部队就要撤走，前一天晚上还在唱戏，假说是给杜聿明的母亲过寿，以此来迷惑共军。

但实际上，共产党早已侦知此事。那天晚上，杜聿明只发了一道命令给徐州的警备司令，要求当晚查封在徐州银行和钱庄的金库，因为里面有一些黄金需要运走。但是没过多久，警备司令就回来报告说：“别说金库，所有钱庄的经理和掌柜连家属，在三天前就全部离开徐州。”后来，杜聿明在回忆录里写道：“看来我们是已经没有希望了。”

实际上，只有一群人能事先通知徐州银行家撤走，就是南京的国防部高官。他们很多人在徐州有生意，风声从最高层就泄露出去了。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

后来，杜聿明率兵刚走了一天，就被共产党军队包围了。